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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妹的小木屋

不知耘籍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

 
 
 

日志

 
 
关于我

女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辽宁作协主席团委员,辽宁省文联委员,编审、一级作家。写作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文体。在《当代》《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过作品。小说、散文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及一些年度选本选载。曾获中国图书奖、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就职于辽宁省文联。理论刊物《艺术广角》执行主编。刊物投稿邮箱:lnysgj@126.com 刊物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u/265401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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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两段  

2007-10-27 10:25: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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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米的烟囱

在石桥村人眼里,离村北不远的那只擎天柱似的烟囱是个标志。站在村里的任何一处,只要望一眼那个大柱子在什么方向,此时身在何处就很清楚了。就像晚上看北斗。

在红米眼里,烟囱是个怪物,很可怕。

烟囱是殡仪馆的。殡仪馆和城市把石桥村夹在中间。这个以工业闻名的城市有许多烟囱,但在石桥村可以望见的烟囱里,殡仪馆的这个最大,离石桥村也最近,孤零零地竖在村子的北面。

红米常常坐在院子里望着那个高大的柱子出神。红米是个胆小的孩子,不敢和同龄的孩子到山岗上去摘野果或者到通往殡仪馆的柏油马路上看来来往往车辆的热闹。红米生下来就胆小。这是娘说的。娘说红米生下来时连哭都不敢,不像别的孩子生下来就哭个昏天黑地。难道在娘肚子里她就知道爹不喜欢女孩儿么?红米怕咬人的狗、拧人的鹅。村里到处都是这些动物。家里也有狗、鹅。家里的狗和鹅对红米友好。红米哪儿都不去,搬个小凳坐在当院,看石头院墙上的豆角、黄瓜秧开花结果,看干了一天活的村人扛着锄头从门口仨仨两两走过去。偶尔邻家的男孩女孩打草归来,把草个子扔在院门口,爬上院墙头想和红米说话,大黑狗汪汪叫两声,就把墙上的头和草个子一起吓跑了。

烟囱是红砖砌成的。夏天,漫山遍野的绿色,高粱还没红米儿,烟囱就越发耀眼,像绿色大地上盛开的一朵红花。烟囱顶时常有烟冒出来。淡淡的,似有似无。有时烟往北边去,在天空中跳着龙舞;有时,往南飘的烟在石桥村周围的田野间慢慢洇开,不知道归向哪里。有的时候,烟既不往南也不往北,高高地一直向天空冲上去,好像一把利箭要刺破苍穹。天空总也不破,箭不知不觉就折了。天空真厉害。

红米家的窗棂上,挂着一条镜子。有一天,娘失手打了屋里梳头的镜子,红米就提醒娘,可以把窗棂上的镜子拿下来用。

娘拦她:“动不得。那是驱邪用的。”

“什么叫驱邪?”

“你没见那大烟囱正对着咱家吗?听老人讲,不能让别人家的烟囱正对着自己家。要是对上了,就得拿镜子把烟囱照回去,把灾祸什么的赶走。”

“娘,那个大烟囱是做什么用的,谁家做饭烧炕用那么大的烟囱?那不是太费柴禾了吗?”

娘怔了一下,用手点着红米的脑门:“傻丫头,那是殡仪馆的烟囱,人死了,变成灰,从那儿爬到天上去啦!”

红米瞪大了眼睛:“我们将来也要进那里面吗?”

“谁能逃过去?现在不兴土葬,省下地方可以种地打粮食。”

红米不再问,囚到炕角,想心事。

从那天起,红米就不愿再看见烟囱。每天躲在屋里,或者后院的樱桃树下,一声不吭。娘摸了几次她的头,知道她并不发烧,便不再理她。地里的活儿正忙着呢。

可是,有些事情你是躲不开的,红米不去看它,它来找红米。有一个早晨,红米站在炕上,抬头望了一眼窗外,看见一股轻烟正从北向南轻悠悠飘过来。红米一个冷战,赶紧扭过脸。想重新趴进被窝,已经来不及了。她闻到一股陌生的气味正从窗缝钻进来,迅速弥漫了整个房间。每吸一口气,那种气味都要冲进她肺里。她无处躲藏。她想憋住不再喘息,直到脸憋红了、憋紫了,再也憋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这声哭泣一定比她出生时更惊天动地,以至正在院里喂猪的娘端着猪食瓢冲进屋里:“怎么啦?跟杀猪似的!”

红米病了,不发烧,不泄肚,也没见哪疼,就是不出屋,躺在炕上不愿吃东西。红米是个怪孩子,常常会闹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头一年,红米在邻家看杀猪,结果整个正月,竟然不吃一口猪肉。不光猪肉,凡是和猪有关的东西,血豆腐、猪蹄、溜肚片,只要端上桌,她都躲得远远的。过了好长时间,大概是忘了杀猪的事,红米才忘了不吃猪肉的事。娘说,小孩子家,心小,有点事儿,装不了三五天。

话虽这么说,红米不爱吃饭,娘还是心疼。下地擗了几穗青苞米,煮熟了,放在炕沿上。娘知道红米最爱什么。

红米趴在炕上,盯着冒热气的青苞米。庄稼也会喘气呢,她想。大烟囱里的烟,一定有死人的灰了。死去的人有没有魂儿呢。灰和烟满世界地刮、满世界地落,世界上不就到处都是死人的尘迹了吗?红米想到石桥村的地里到处有烟灰,想到石桥村的街上,自己家的院子里还有屋子里,到处都有大烟囱的烟灰·····这一切让她恶心。她不想呼吸,也不想吃东西。

红米趴在炕上,看见青苞米已经没有热气,静静地在炕沿上等她。红米饿了,伸手去抓起苞米。青苞米的清香让她咽下了口水。娘的脸上已经快露出微笑了,就在这时候,红米看见苞米上有几处斑点,她马上想到那斑点是落上去的什么,烫了手似的,把青苞米扔在地上,瞪着一双惊惧的大眼睛。

红米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大巴掌。爹吼:

“马上就要上学了,还这么任性?看你娘把你惯成什么样了?!”

红米不可能永远躲在屋里。烟囱高高的,正对着红米家,你往院里一站,或者在村里的任何地方走,你都躲不开那个与天空截然不同颜色的大柱子的身影。大烟囱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石桥村的一部分,石桥村从来不去想像烟囱没了会是怎样一个风景。从有火葬开始,石桥村不远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城市里活人的最后去处。他们已经习惯了。像红米这样敏感、不习惯的,确实是个另类。

却不能永远躲在屋里。红米要上学。学校就在村里,离家没有多远,但家和学校之间毕竟有段距离,红米天天在村里走,就免不了天天看见大烟囱。烟囱依旧日日冒烟,有时颜色深些,有时颜色浅些,有时往南刮,有时往北飘,有时就笔直地升入天空。红米在村里走,看见烟往自己这个方向刮时,就用手牢牢地捂住鼻子和嘴,直到憋得喘不过气,才转过身去,咳嗽个没完。

村里人都说,红米这孩子,唉,像谁呢?丫环的身子,小姐的性情。

有一天早晨,天上下着大雾。红米去上学,感觉少了什么。东张西望,是大柱子不见了!大雾扑天盖地,几步远就看不清人。红米在村道上走,感觉自己就像踩在梦里。红米想笑,无声地翘起嘴角。雾沉沉的,把红米的脚步压得也很沉。红米呼吸着水一样的空气,头一次觉得在村道上很愉快。

大雾直到中午才散。

中午,娘没回家。红米和爹吃泡饭。爹骂骂咧咧说娘钻钱眼儿里了,光顾着挣钱,不知道回家管爷们儿和孩子。

娘在马路上卖东西。春天卖山菜,夏天卖樱桃、杏,秋天卖榛子、苞米,冬天卖花生、瓜子。殡仪馆和城市之间,永远有没完没了的车辆。去的车上有人买吃的,回城里的车上也有人买东西。也不是什么贵东西,院里产的、山上摘的,卖几个钱换点酱油钱。别人家都是小孩儿、老人卖。娘让红米上学念书,她自己卖。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娘依旧没回来。

娘永远不能回来了。

爹一句话不说。蹲在地上叭嗒烟。

红米坐在炕上,望着远处的大柱子出神。雾散了,烟囱依旧在不远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立着。红米恨雾。如果不下雾,娘会死吗?想到娘也要变成灰从大烟囱里飞出去,红米紧紧地闭上眼睛,泪珠挂在脸上。

红米去医院看娘。红米和爹坐肇事单位派来的小轿车。红米头一次坐小轿车,有一种窒息的气味搅得她直想吐。红米忍住了,因为她还想看娘。

红米头一次进城,对城里的印象极坏。汽车的废气让她不敢深呼吸。城里走路人碰人。城里的医院甚至不让她看看娘!医院说,死者被车严重撞伤,已经面目全非,目前正在化妆整容。不能让家属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红米说:“我要看娘······”

红米哭得很响。

红米记不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医院、离开城市的。

红米也是第一次去殡仪馆。红米惊讶地发现殡仪馆的院子里很干净。平坦的水泥院里一点杂物也没有,不像庄稼院里乱七八糟。院子中间是一座圆形的大花坛,里面栽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五颜六色,朵朵艳丽。站在殡仪馆的院子里仰望,烟囱是一个擎天柱,分开了天和地。一股轻烟正四处飘散。因为离得近,红米甚至能看清烟的丝丝缕缕。红米忘了需要捂鼻子,红米只想早点看到娘。

红米再也没能看到娘。红米看到的那个人像正月里唱二人转的,脸上擦着瘆人的白粉,假惺惺的腮红。眉毛又粗又黑,头发也又浓又黑。那不是娘!娘的脸不白,黑黑的,好看。娘的眉毛淡淡的,打着弯儿,也好看。娘的头发不是直的,长着自来卷儿,好看!娘从来没穿过这样的衣服,大红大绿,像个老妖婆。娘的身上总有一股香草味,大老远红米就能闻出娘在哪儿······

红米是个怪孩子。爹哭,街坊邻居也哭。红米不哭。红米在棂床四周一圈一圈地走,她在找娘。棂床上的这个人不是娘。

终于,棂床推走了。吊唁室的大门死死地关上。

“我要娘······”红米坐在花坛的水泥台上,抽抽咽咽地哭。没人注意她。殡仪馆院子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

不伤心的,只有岿然不动的大烟囱。

岁月荏苒。多少年后的某一天,石桥村难得地沸腾了。石桥村要变成城里了。变成城里人,住高楼、当工人、挣工资,再也不用被城里人称为“老农”了。

爹快乐。爹当了一辈子老农,当伤心了,不想再当了。因为不再是老农了,马上有人给他介绍对象。那女人是黑龙江农村来的,长得年轻。爹看上去很愿意。

红米不快乐。红米也不想一辈子当老农,当老农苦、累,享不到福。娘要是城里人,就不用去卖青苞米,不会出车祸。为了不当老农,红米咬牙读书。但是红米也不太想当城里人。城里就好吗?空气中总有一股怪味,走路人挤人。或许正因为心不诚,红米念完高中,什么大学也没考上。没考上就得继续留在石桥村,给爹做饭、喂鸡、喂猪、喂鹅、喂狗,下地种菜、种苞米种高粱,像娘活着一样。红米依旧看烟囱。红米喜欢闻带着烟尘味的石桥村的空气,什么时候想起娘,红米只要停住脚,看一眼村子北头那柱高高大大的红砖烟囱,揪着的心就会一点点放下,娘的身影就会慢慢地在她心中浮现。娘是在一个雾天的早晨走的,红米还在睡觉,她不知道娘穿的什么衣服。一年四季,娘的衣裳随着季节变换,但娘身上的气味却是永远的、真实的。红米相信这种持久的气味就来自那个大烟囱。红米不相信那像戏子一样打扮的女人就是娘。爹拣着骨灰,一边捡一边流泪,红米看不出那是娘。匣子里的骨灰没有任何印迹,白森森的一堆,没有娘的温暖,没有娘的气味,没有娘的爱抚。红米想起娘说过的话,人死了,就要变成灰,去爬烟囱。红米相信娘去爬烟囱了。所以只要想娘,红米就抬头看烟囱。娘正在爬烟囱呢。石桥村的田地上、村庄里,到处落满了烟尘,就到处都有娘,都能感觉到娘的气息。

红米不快乐。石桥村的房子要拆了,地要平,要建楼房。石桥村的年轻人被优先招工,和城里人一样挣工资。

别人都想着法儿挑好工作,红米却要求去殡仪馆当工人。十七八的姑娘天天和死人找交道,将来咋找婆家嫁人?

那几年,殡仪馆正愁招不到青工呢,红米要求去,就成了。

石桥村变成了居民小区。殡仪馆搬到了更远的山里。石桥小区的北面,是曾经的殡仪馆和大烟囱,从北往南望,几乎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挂着小镜子,在阳光下闪着神秘的光芒。

有一个冬天,天格外冷,据说是五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老人们都说,这是老天爷嫌世上的活人太多,开始往回收人了。许多老人打熬不住,纷纷离开人世,去殡仪馆火化要排队。住石桥小区的城里人忽然想到还有一个叫红米的丫头在殡仪馆工作,就有人动了去找她的念头。红米那丫头犟,她娘火化前她硬是不肯认,不肯碰娘一手指头。红米去殡仪馆上班,偶尔回来看爹,熟人们竟有躲着不肯跟她说话的。活着的人有自己的忌讳。他们不愿意跟与死亡打交道的人多交往。

到了那儿,才知道红米已经是领导,副馆长,单等着老馆长退休,就要当一把手了。

去办公室找红米的不少。红米却很少在办公室里。她常常在一线、在炉前。红米对过去的邻居很有耐心,:“排队么。不急,去早了,阎王爷不高兴呢。”有时候也劝:“别太伤心了,人早晚都有这一天,活着的人要紧。”一样的话,从红米的嘴里、从这个当了殡仪馆副馆长的老邻居的丫头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就是不一样。人们很欣慰地发现,原来在殡仪馆里有个熟人也很重要。这个红米,跟她小时候看上去是不一样了,那时候她是一个多么怪僻的孩子呀,跟谁都不愿意多说一句话。现在呢,人家不但能说宽慰你的话,还能在不动声色之中把事情就办得圆圆满满,看不出来,女大十八变呐!

昔日石桥村的居民如今都是城里人。城市大得很,但石桥小区的新居民们能够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并不多。幸好他们重新发现了红米。那个冬天之后,红米的名气逐渐大了起来。他们发现,市里刚评出来的十大杰出青年里,竟有红米。

如今,差不多全城的人都知道殡仪馆有个红米馆长。殡仪馆现在是好单位,效益好得很,一般人进不去。

一晃儿,红米三十多了,尚未嫁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挨到木床的一刹那,男人洪洋周身一阵兴奋,甚至可以说产生了某种快感。一种渐入佳境的喜悦充溢着他,心脏很知趣地加速了工作。他把自己最喜爱的《西班牙斗牛士》哼了出来,哼了两句又马上停止。别被妻子误解为求欢的表示。那样今晚就毁了。

其实妻子已经搂着女儿酣然睡去,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三口人住的双人木床,妻子和女儿占了一大半,给他留下靠窗的一小条。只要是三口人同住,他就住在这边,这是他主动要求的。靠窗的这边冷,冬天的时候,隐隐约约有风,他得替她们遮风挡雨。轻轻地在枕头中间拍出一个窝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头贴上去。一种幸福感又油然而生,他长长地轻轻地松了口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漫长的白日里,他对黑夜有了一种特殊的企盼。街上的人流和办公室里的喧嚣,时常让他产生梦一样的感觉。想像着有一天骑着自行车和迎面开来的汽车撞到一起的可能,他就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越涨越大。他做过这样的梦,他怕梦变成现实。人总有一天会死去,他却但愿不是马上。

他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期待着早些进入境界。妻子的体温透过空气烤灸着他,他感觉出热,便睡不着,有些焦灼。妻子不在家的时候,他是那样地盼望她回来,而一旦妻子回到他的床上,他却好像有些不习惯了。闷热的夏夜一丝风也没有,也许会下雨?下雨天那些鹰啊、鸟儿啊的都去哪儿躲雨呢?它们的窝儿肯定就结实?动物园里的鸟儿可以高枕无忧了,这种时候被人豢养的好处才能显示出来。

躺在床上睡不着,他在回忆动物们第一次进入他梦境的时刻。那个白天他没上班,请了假领女儿去医院看病,然后带女儿到动物园看杂耍。几只脏兮兮的猴子、小狗,被调弄得俯首帖耳,乖乖的,逗得女儿笑软了身子。女儿越笑他越是忧虑:有一天碰上野狗,女儿如果像对待动物园里的小狗一样对待它,那吃亏的只能是女儿了。虽然被人驯化过几千年,却毕竟是狼的后代。那天晚上他梦见一只狗向他微笑。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浑身都是冷汗。那笑是献给他对它的理解吗?他琢磨了一天。第二个晚上他又梦见了动物园。一群饲养员聚在笼子外面,争吵着要承包某种动物,他挤进去说要自己承包狗,饲养员冲他哈哈大笑,说狗根本就用不着在动物园里养活,愿意的话可以把狼承包给他。然后一只狼从笼子里阴险地走过来,他被吓醒了。

被吓醒了,他却很快乐。他是个多梦的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梦纠缠着他,登山陡途、悬崖峭壁、自行车撞架、和上司争吵······白天能够遇到的晚上也同样躲不掉,活得一点儿不比白天轻松。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他开始求助于安眠药,他期冀着在安眠药的摇晃中度过漫漫长夜。梦却依旧不断,只不过变得记忆不清了,早晨起来头总是晕沉沉的。自从动物们进入他的梦境,他欣喜若狂,他有了迥异于白天的世界了。狗、狼、狮子、老虎、麻雀、蜘蛛、甚至蚊子、蟑螂,他把自己亲眼见过的动物们一一纳入梦境,当这种亲身经历枯竭,梦里的动物种类越来越单调时,他开始求助于女儿的《看图识字》:斑马、长颈鹿·····还有电视里的“动物世界”,澳洲的驼鸟、袋鼠、蜜蜂样大小的蜂鸟······动物世界是那样地斑斓、色彩纷呈,以致使他忘掉了白天的烦恼,并在第二个白天时常处于咀嚼昨夜梦境的兴奋当中。他坚守着这个秘密,怕被别人知道了,夺走自己的幸福。

这个叫汪洋的男人变了。不但他自己,连别人也觉得他变了。领导觉得他比以前成熟了,不再乱说乱动;同事们觉得他最近可能有提升的希望,要不然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微笑?哥儿们说他新找了情人,正处于痴迷状态。而这种猜测又进一步被他妻子证实了:他对她显然比从前冷淡多了,每次她回来,如果不是她主动,他竟然不会去伸手抚摸她。除此之外她却再找不到别的证据,洪洋的身上没有女人的口红、香水味儿,有时夜里她从山里往家打电话,他也总是在家,语调自然,不像有什么情况。她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贪恋床铺,晚上总是早早地躺到床上去。妻子质问他:你干嘛一天要睡那么多觉?他说:做梦。他不说困。妻子当然得骂他:神经病!

自从晚上的梦有大量动物涌现,他及时戒掉了安眠药,为的是能更清晰地记起动物们的面孔和种种生动的细节。但这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苦恼。对梦的过分期冀有时使他兴奋异常,常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入睡。他小心翼翼地翻了下身,调整一直过分紧张的神经。他希望今夜入梦的是小兔小鸡一类可爱的家畜。

梦终于来了。但是出现在梦中的却是一条蛇。朱红色的蛇被他骑在身上,他想驯服它,它却不停地扭,在他身下钻来钻去。打蛇打七寸。想起这句古老的谚语,他便寻找蛇的七寸。他不知道什么叫七寸,是从头数的七寸呢,还是从尾巴处数的七寸?也许从头数的可能性大一些。除了自然博物馆里的标本,他从来没亲眼见过真蛇。也许不应该叫它蛇,蛇有一人多长的吗?该叫它蟒。

蟒的身上湿润滑溜,带着一丝冰凉,它总能从他的紧搂中挣脱出去。有一瞬间他感觉到自己正在同它对视,它的一双突出的眼睛轱轱辘辘转,他知道它在嘲笑他,于是他越发气愤,伸出双手,朝着蟒狠狠掐去。一声尖叫,他的两只手被粗暴地推开,然后是妻子的抱怨:疯了你?我差点儿背过气去!他急忙清醒过来,及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刚才他是在掐妻子的脖子。妻子咕哝完接着睡去,他却一下子醒了,再也睡不着。怎么会梦见蛇呢?如果不是被妻子推醒,他能制服得了它吗?

他急着让自己睡下去,好将与蛇的搏斗继续下去。也许会有更精彩的场面吧。从前怎么从来就没梦见过蛇呢?

他真的沉沉睡去,直到天光大亮,妻子敲着他的毛巾被:你的梦还没做够啊?快点送孩子上幼儿园。送女儿上幼儿园是他责无旁贷的任务。妻子在山里的保密单位工作,一周回来一次。每个周一的早晨,洪洋要把女儿送到长托幼儿园去。等他走了之后,他的妻子会坐单位的班车离开。他从来没见过妻子单位的班车是什么样子的。每次都是他和女儿先走。

现在,他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最后终于肯定了:这后半截觉算是白睡了,连梦的影子都没有。

一白天他都在琢磨那条红色的蛇到底象征着什么。室主任三伏天也打着红色的领带,妻子也许穿着红色的内裤·······哪一个他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肯定。为了猜破这个谜,他苦恼同时也很兴奋。生活是如此充实。

他甚至幻想着,如果有一位穿红色连衣裙的漂亮姑娘向他表示爱慕,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终于有一天,洪洋多少次预想的那件事发生了。他的梦里再也没有动物出现。如果说没有新的动物出现还情有可原,以前经常入梦的狗、蛇一类的动物也不再入梦,实在让他失望之极。他把动物不再入梦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已经没有想像力。他把梦境中重新出现动物的希望寄托在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的动物。在单位,在家里,他总是把正在进行的话题往动物上引,希望能听到一种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动物,只要他能想到的,他相信就一定会进入梦境。可是,没有人能帮他。女儿对他的引导很是不屑:“爸爸,你怎么像小孩子,总问个没完没了?”在单位同事的眼里,他看到了不以为然,甚至有比不以为然更甚的白眼――室主任,那个一年四季扎领带、一身烟臭的男人,居然直捷了当地问他:“小洪,你没病吧?”

洪洋当然没病。他怎么可能有病呢?他在乡下还有老父老母,他和妻子刚刚讨论过在哪处楼盘买房子,虽然说讨论的过程有点火药味儿,毕竟还属于正常的家庭氛围。洪洋不理解妻子为什么非得买那么大的房子,两室两厅在洪洋眼里就够大的了,她非得买三室两厅的那种,一百五十米!每个月光是还贷款就要两千多,何苦呢?不是把自己变成杨白劳了?你一个月就周末那几天回来住,女儿又住幼儿园,我一个人住那么大个房子有什么用?我有一张床就够了,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奴隶?

但是这些理由,在妻子那里说不过去。在家庭里,很多事情是没法说理的。

因为买房子的事,洪洋和妻子闹得很不愉快。所以,那个星期一的早晨,当他拉着女儿的手出家门去幼儿园时,他甚至都没跟妻子说声再见。一个星期之后,当他的妻子再次见到他时,跟警方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他走时甚至没跟我说再见!”

按警方的说法,男人洪洋的死亡时间应该是星期四的晚上11点左右,离他的妻子和女儿回家不到二十四小时。没有遗嘱。没有任何他杀的迹象。门窗紧闭。男人洪洋最后躺过的地方是一家三口人在一起睡时他通常呆的那个靠窗的床边。安详、宁静。法医鉴定是服用安眠药过量,至于是主观过量还是误服,只有天知道了。

洪洋死后,他的妻子从山区的保密单位调回城里。她不再送女儿去长托。她们搬了一次新房子,离原来的家很远。女人每天晚上搂着女儿睡觉,有时早早睡了,也有睡不着的时候,但她绝对不去碰安眠药。

有一天,是个周末的早晨,女儿竟然醒得比她还早。女儿缠着她说话:“妈妈,我做梦了。”女人很困,她还想睡:“再睡一会吧,宝贝儿!”但是女儿不肯:“妈妈,你一定要听我说,我昨晚上梦见了一个动物,一个地球上没有的动物!”

女儿的话让她立刻清醒了过来:“不许瞎说!”

“真的,妈妈,那种动物好玩极了,你肯定从来没听说过,爸爸肯定也从来没见过!”说到这里,女儿竟然话锋一转:“妈妈,我知道爸爸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了?”

“做梦。以前他不是总说要做好梦吗?这个梦一定很长很长,他不想回来了。”

女儿的话说得女人毛骨悚然,情不自禁地捂住了女儿的嘴:“以后不许再说跟梦有关的事情,听懂没?”

女儿惊惧地点着头,但作为一个母亲,女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遗传了那个男人一半基因的孩子,有些事情,她是阻拦不了的,她只能把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尽量往后拖延。

还有一件事,她一直藏在心里,没跟任何人说过。她知道丈夫是一个多梦的人,但她竟然从来没问过丈夫做过什么样的梦。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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